NGO生存調查：工作是為了幫助別人 我卻幫不了自己
發布時間：2012-07-30 新聞來源：NGO英才網
臉譜·NGO人工作著也許并不美麗
近期，業內發布了《中國公益人才發展現狀及需求調研報告》(下稱《調研報告》)，對于在NGO，尤其是在草根NGO工作的人員的情況，進行了調查。結論是，壓力大，近八成的人會因受生活壓力所迫而最終離開。在非公募基金會、境外NGO、公募基金會工作的人員是怎樣的一種狀態？近日，《公益時報》采訪了包括在草根NGO工作的4個工作人員，以個案形式，還原這4個在不同類型NGO工作的人的狀態。
在以服務弱勢群體為工作對象的NGO里工作，并沒有讓工作人員有多大的崇高感。
與《調研報告》所調查相似，在草根NGO工作的查林，曾因理想而留下，但明年，她就會離開；對于張曼云而言，非公募基金會的工作只是一份“收支平衡的工作”而已；張惠在境外NGO拿著不菲薪水，過著相對滋潤的生活，在她看來，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盡管李晨所在的公募基金會給他解決了北京戶口，李晨還享受著比較好的福利保障，但是，對于看得見的未來，李晨開始動搖了……
前途一定很艱險，旅途一定會孤單，只要我們大家心相連。
哦！擦去眼淚，莫要傷悲，我們理想終將實現！
為了明天的自由，為了理想而奮斗，為了正義的歌聲傳遍全球。
哦！不怕艱險，堅定信念，我們理想終將實現！
12月的北京，一家非公募基金會針對公益人才培養的項目舉辦發布會。臺上，年輕人斗志昂揚地歌唱支農歌曲《我們的理想終將實現》；臺下，老公益人廖曉義潸然淚下。
夢想——被演繹成公益人在辛酸的生存狀態下努力支撐的唯一理由。
但實際上，我們更渴望了解究竟哪些人在從事著公益領域的工作，公益人的生活現狀究竟如何，公益鏈條上各環節機構的待遇到底有何差別。
草根NGO
“去NGO挺好的。這是聽到最風涼的話。”
在位于昆明的這家環境保護類的NGO工作，工資是每個月1200，沒有保險，沒有獎金。
“就這樣無怨無悔地在公益民工的道路上越走越遠……選擇留下就意味著我要放棄太多”、“最近吐槽過度。僅有一點需要聲明，我不拜金，但我需要養活自己，我不崇高，但我想在能做夢的年紀為自己的夢想爭取”、“去NGO挺好的。這是聽到最風涼的話么。有那么好為什么沒有人愿意去？”……畢業前找工作的半年，查林校內網的個人狀態恨不得每分鐘一改，她陷入現實和夢想的考驗之中，糾結得不能自拔。
彼時，她正在一家環境保護類的NGO實習。有過兩家500強企業的實習經歷、拿過各種級別獎學金、一次性通過英語四六級、大三就雅思過7的查林推掉了幾個“性價比超高的offer”，最后留在了這家草根機構。她給自己的時間是三年——三年后男朋友研究生畢業。“如果結婚就要為家庭負責了”。
工資是每個月1200，沒有保險，沒有獎金。2007年的昆明，這不算是應屆畢業生中最低的，她這樣安慰自己。
同實習時一樣，工作后查林參與的主要項目是滇池及其周邊的環境保護，每周進行水質測量、為周邊居民發放傳單、組織志愿者投放魚苗清理藍藻……“我是打心眼里喜歡干這行，看著水質微弱的變化跡象，我就特別有成就感。”
可這種成就感很難時時伴隨著她，“一回歸到生活的柴米油鹽中就很無力”。為了節省房租，她只能與人合租一間房，“做保險的姑娘，總是往回領男朋友”這讓她很不爽。每天三頓飯都是自己做，“一碗桂林米粉都舍不得吃，絕不在超市買青菜”。上學時，查林自詡是文藝女青年，常常光臨手工鋪子、獨立書店，工作以后朋友們就很難再約到她，“消費水平不一樣了”。
最讓她辛酸的是湖北老家的爸媽一放假就張羅來昆明看她，說讓閨女帶他們四處旅游，可她每次都拿各種借口搪塞。三年來，查林卡上的存款從沒到過四位數，“爸媽來了我沒地方讓他們住，更沒錢領他們逛”。
查林認為慶幸的就是爸媽都是教師，收入穩定，自己沒有來自家庭的經濟壓力。大學時跟她同一社團的朋友就是因為助學貸款和家里翻修新房，著急掙錢而最終沒能選擇公益之路。
12月17日，《中國公益人才發展現狀及需求調研報告》發布，查林在網上看到了新聞。報告中說從事公益事業的人員近90%的月薪酬集中在5000塊以下，近40%的人都沒有社會保險。她感覺報告中的數據“比較真實”，工作中認識的同行們待遇確實如此，可她還一點納悶：自己接觸的多是草根NGO，在公益鏈中處于上游的“有錢的基金會境遇應該好很多吧”。
在《報告》的發布會上，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的秘書長竇瑞剛特意對這一點做了解釋，稱《報告》受訪的主要是草根NGO，公募基金會和非公募基金會相對接受調查的成功率比較低。
明年5月，查林的男朋友就畢業了，已經簽了北京一家公司。她答應和男朋友一起北上，這意味著將要離開自己熱愛的崗位。據《報告》顯示，近8成的公益人才最終因為生活壓力而不得不重新選擇職業生涯。“誰都想把公益事業作為終身事業，可最后都變成了80%中的一個”。
境外NGO
“NGO工作不是生活的全部”
每個月一萬五左右的收入，讓她能夠在北京生活得比較滋潤。對于她來說，NGO的工作只是一份工作，并不是生活的全部。
看著時鐘指到六點整，張惠準時拿起手提包準備離開辦公室。對于她來說除了出差的日子，每天在辦公室的工作基本都差不多。
她在一家境外NGO任項目官員，她的丈夫在一家IT公司擔任工程師，兩個人雖然去年剛剛結婚，但是已經貸款在北京東三環買了一套六十平米的房子。
她對自己的工作感到很滿意：“掙錢不多，但是比較舒服，沒有什么生活壓力。”張惠大學畢業后，赴英國留學一年，學的管理專業。畢業后，她就在這家境外NGO擔任項目助理，直到去年她被提升為項目官員。每個月一萬五左右的收入，讓她能夠在北京生活得比較滋潤。除了工資之外，還有各項保險和每個月500元左右的交通補貼。這樣的收入對于像她這樣的“海龜”來說并不算多。她說：“我不想像那些在外企工作的同學一樣，‘前半生拿命換錢，后半生拿錢換命’。”
擔任項目官員除了處理日常工作，及時與項目合作方溝通，撰寫報告等工作之外，還要每一至兩個月赴當地出差。出差的地點一般來說即是受助群體所在地，工作居住環境會比較差。有一次去河南的一個村子評估項目進度，那是一個炎熱的夏天，她住進了當地最好的旅店。但是出差這一周里，她沒有一天睡過一個好覺。旅店的被子上全是霧氣化開的露水，像是從早到晚沒有散開，漚成厚厚的霉味。蚊子在天花板上嗡嗡地飛成圈，驅也驅不散，店家自制的艾蒿蚊香，熏得直流眼淚。南方山區的夏天夜晚全是蟬鳴，聲音像是從腦袋里傳來。
知道項目官員的辛苦，單位為出差的員工提供的每天300-400元的出差補助，這讓張惠感到比較滿意。她說，她從這一點一滴中能體會到單位對員工的關愛。
“我覺得該要一個孩子了。”張惠幽怨地說，“可是不是我出差，就是我老公出差，很難碰到一起呀。”
每逢項目在其他國家召開，張惠就能借機出國走走，有時候是印度，有時候是南美，也有可能去美國。雖然這種半年一次的出差讓她跟她經常出差的丈夫更加聚少離多，她還是很開心能有機會去一些平時沒有機會去的國家。遇到兩個人能一起過節的時候，她會跟老公一起回老家探望父母，或者選擇一個兩個人都喜歡的地方去旅游。對于她來說，NGO的工作只是一份工作，并不是生活的全部。
非公募基金會
“只是做一份收支算平衡的工作而已”
“不想有太大壓力、也談不上崇高的公益理想，但絕對努力、聽話，認可慈善的價值觀。”
屏幕右下角的時間一跳到十七點半，張曼云就立刻關電腦、收拾東西、拎包走人。一切法定假日正常休息，幾乎從不加班是她對新東家最滿意的地方。
說是“新東家”，可其實來這家在業界頗負盛名的非公募基金會上班已經快兩年了，只是從“女記者”到“傳播官員”的身份轉變，她還一直沒適應。“之前參加活動都是被人請，張老師有時間么，這活動您能來么？現在呢，天天打電話邀請別人，來參加我們活動吧，幫忙發個稿子吧，沒事一塊聚聚吧。”
2005年，張曼云研究生畢業，幸運地被一家財經類報紙看中，如愿以償地當上了一名記者。各地飛來飛去、參加企業活動、采訪國資委官員……月全部收入近8000元.，高過了大多數同齡人，她覺得很風光。
可好景不長，兩年不到，她的身體就亮起了紅燈。熬夜趕稿成了家常便飯，常常是一副黑眼圈示人，加上內分泌紊亂導致每個月的那幾天總是疼痛難忍，她明顯感覺“自己一天天變老”。最夸張的一次是星期六上午她從北京到鄭州出差，下午編輯臨時通知加一版企業公關稿，星期天早上8點截稿，她訂9點半的飛機飛上海。
“一天一夜沒合眼，往上海的飛機上想瞇一覺卻突然胃疼，守著衛生間狂吐，一邊吐一邊哭。”幾千米的高空上，張曼云瞬間做出了決定：再給自己一年時間調整，然后辭職，換個活法。
來基金會并不偶然。在報社時，張曼云負責的就是CSR版面，打交道的除了企業社會責任部門就是企業出資設立的非公募基金會，對工作性質和流程算是了解。挖她走的是一家基金會的副秘書長，采訪時一起吃過幾次飯，對方說對她的溝通方式和寫作風格都很看好，承諾的職位是傳播部副主任，月薪7000，年終雙月薪。
“薪水上雖然有差距，但總算過的是出入寫字樓，朝九晚五的正常小白領生活，再沒人催稿，再不用24小時開手機。”就這樣，張曼云大大咧咧地進入了“聽起來可洋氣的NGO”，幻想著能在公益領域“多干好事，多攢人品，早點撞見個白馬王子”。
可度過了最初的興奮期后，她發現現實跟承諾相差甚遠。她剛來不久，傳播部唯一的傳播官員就辭職走人了，整個部門里就剩下主任和她這個副主任。7000塊的月薪扣了稅跟保險，到手只剩下5000多。寫年報、發新聞通稿、做會務……所有的操作型工作都壓在她一個人頭上，甚至包括幫秘書長打印文件、訂機票，會計出差時做臨時出納員。
最讓她接受不了的還是沒有話語權。因為挖她過來的副秘書長“在機構里說的不算”，所以她的意見大家也“只是禮貌性聽聽”。幾次下來，她學乖了，發現代表部門出聲的只能是部門主任或者那些在項目上有“特殊貢獻”的人。而傳播部在機構里永遠是那個“不被需要時沒人搭理，需要時卻必須有思想、有方法、有效率”的尷尬角色。
前同事聚會，“嘲諷”她發的新聞通稿越來越沒水平，她苦笑：那說明我越來越接近領導要求了。“每個圈子都有自己的語言，傳播官員要做的就是把基金會的語言翻譯成大眾能接受的，利于傳播的，可他們就不這么想，總是急于表達自己想表達的。
即便如此，也絕不再辭職，是張曼云現在的想法。“能去哪呢？再回媒體是不可能了，去企業？壓力大得很，拼不過小年輕。”
雖然每次面對鐘愛的品牌望而怯步時總是抱怨，但偶爾她也沉溺于當下的悠閑、穩定。早上能自己做早點，閑暇時跟姐妹看場電影，逛逛西單，心血來潮參加一兩次同城活動，還報過日語學習班……
張曼云覺得自己對公益領域還是很感興趣，有很多想法的。“這個圈子的魅力在于你一旦走進來就一定會被某一方面吸引，即便日后不在了很多被影響的習慣也永遠改不掉。”參加過一次機構培訓后，她就對野生動物保護產生了興趣，“魔怔一樣告訴身邊的所有人不要穿皮草”。
“不想有太大壓力、也談不上崇高的公益理想，但絕對努力、聽話，認可慈善的價值觀。”張曼云認為自己絕不是孤例，工作以后認識的很多非公募基金會圈里的姐妹跟自己情況都差不多。“只是做一份收支算平衡的工作而已”。
公募基金會
“過幾年，我會換工作”
在他得知工作了7年的項目官員張姐現在也只有3000余元的工資時，他對自己未來的工作前景產生了懷疑。
李晨大學畢業前，一直希望自己能夠進入一家公募基金會工作。由于他在校期間的優異表現和在奧運會期間參加志愿工作的突出成績，他畢業后如愿走進了一家公募基金會。
“我一直以為公募基金會的工作會像機關一樣清閑，但是我錯了。”公募基金會的工作并沒有他想象中清閑，隔三差五的加班和微薄的收入，讓他的女朋友心生不滿。他說：“作為一個新員工，我一般要在領導八點半到辦公室之前來到辦公室打水，準備開始一天的工作。多數時候，當同事們因為項目加班時，我也不能例外地要與他們一起加班到晚上八點左右才能回家。”
“她說看不到未來。”李晨嘆了口氣，“一個月2000元的收入，除去1500元租房的開銷，再加上水電費，能夠有每天買菜做飯的錢就不錯了。”
李晨在南二環租了一間15平米的小一居。屋子不大，基本上進門就能看到一張床，除了簡單的桌椅、衣柜、電腦，這間小屋里并沒有太多能夠體現主人興趣愛好的擺設。平時除了上班、下班、洗衣、做飯之外，打打游戲，看看人人網，跟女朋友約個會基本上就是他的全部生活了。
一畢業就找到了符合自己理想的工作，基金會還為他解決了北京戶口，四險一金全有，一個月有2000元的工資，辦公室寬敞明亮，領導和藹、同事熱心，單位不定期會請專家來為員工培訓，食堂還管飯，李晨認為自己目前沒有什么可抱怨的。他的工作是負責與合作境外NGO聯系，這項工作既鍛煉了他的交流能力又讓他的英語專業大有用武之地，在工作能還能認識其他NGO的工作人員，與他們交流經驗、探討不足，這讓剛剛走出大學校門的他非常有成就感。
但是，一次送活動請柬的經歷，讓他反思起公募基金會的處境。根據單位規定，如因工作需要外出，需請公車。但是，那天公車正好外出。他只好打車去對方單位送這份請柬。根據基金會的規定，報銷交通費需要走一個審批流程。且不說走流程耗費時間，需要樓上、樓下找領導簽字，就為了二、三十元打車費，值得嗎？李晨問自己。
同事告訴他，根據《基金會管理條例》規定：基金會工作人員工資福利和行政辦公支出不得超過當年總支出的10%。因此，嚴格照此執行的公募基金會人員和行政經費都非常拮據。
李晨本來以為，在公募基金會工作多年的資深項目官員會有一份比較“有尊嚴”的工資。在他得知工作了7年的項目官員張姐現在也只有3000余元的工資時，他對自己未來的工作前景產生了懷疑：“如果沒有一份能夠保障生活的工資，NGO的工作人員如何能夠全心地投入工作呢？”
在與他接洽工作的NGO工作人員口中，他得知在香港即使是剛剛畢業的應屆生工資平均也有6000-8000元港幣；而社工類應屆生的平均工資還要高一些，能到達到12000以上。“這真的僅僅是慈善的大環境不同嗎？”李晨激動地說，“2000、3000的工資在北京生活，我一個人倒是沒什么，可我拿什么來跟她結婚？……也許過幾年，我會換一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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